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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金太谷”的由来

2011-07-21 07:00:15 来源: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政府 浏览:20687

 

   “金太谷,银祁县,广吃米面的榆次县”这是晋中老百姓介绍家乡的一句口头禅。

    太谷何以就是“金”的呢? 为什么太谷在并列三县的比较中,会打头呢? 这是一段历史,并不是谁为了什么目的专门编造的。而是太谷多年在人们心目中位置的体现。

    当年万里茶路行进到山西中部,也就是路经经营茶路的主角----晋商故里时,从太行山的子洪口一出山路经的第一座县城,就是太谷县。它位于山西省会太原的正南方,在山西同蒲铁路未通车以前,是从晋南和晋东南分别北上太原和北京的合道之地、必经之所,当然也是茶路在翻越太行山后,继续北上的县级驿站,南来北往,通京赴陕的通衢要径。由于处在这样一个重要地理位置上,太谷商业起步较早,发展较快,清末就有了“金太谷”、“小北京”之称。

追根溯源,太谷确实在明末清初己涌现出不少崭露头角的晋商巨族。如太谷城内的孙家、孟家、武家,北洸村曹家,沟子村员家和白燕村的张家都是这个阶段陆续起家的。当时他们的经商重点多在全国的重要商业码头,往北路发展的还真不多,只有曹家是从东北起家的。而太谷当时的主要经营行当多为百货和药材。太谷的中医药发展较早,发展的规模和声势也较大。

    清初,太谷和祁县、榆次一样,启动了北路贸易。随着康雍乾的招边征讨,涌往内蒙、西北谋生的人日渐增多。恰克图贸易开展以后,太谷“走西口”、“闯关东”的人就更多了。商业也日益发达、繁荣。在茶叶之路上逐渐取得领袖地位。到乾隆年间,太谷已经是“商贾辐辏、市肆鳞集,西北至燕秦,东南至吴越、荆楚之境,意者操奇赢、计子母,习于金贝钱刀之气深” 的繁埠。有人还专门分析了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说“阳邑 (太谷古称阳邑)民多而田少,竭丰年之谷,不足两月,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,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,土俗殷富由于此焉!”

    经历了嘉、道、咸、同四朝,太谷繁盛依旧。咸丰年间,有个监察御使叫章嗣衡的,曾给皇帝奏折中谈到晋中平川富有的情况,其中首屈一指就例举了当时太谷的富贾。他说“臣起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,德泽涵濡,民殷物阜,四海之广,岂无数十巨富之家。耳目浅陋,然所目击者,……如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。曹姓、贾姓,富各四五百万。….

    这不是权威的财富排行榜。但咸丰年间富达二千余万两白银,不是全国首富,也差不多了! 按照《太谷县志》的说法,到光绪年间,太谷商业走了下坡路。光绪八年的县令承认“凤山象水之间向称殷富,今则稍逊矣! ”但是,太谷县在山西,乃至整个茶路的商业领袖地位没有动摇。直到民国十九年( 1930)重修《太谷县志》时,当时的县长安恭己仍总结说“至持筹握算,善亿屡中,讲信耐劳,尤为谷人特色。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,商贾之迹,几遍行省,东北至燕、奉、蒙、俄,西达秦陇,南抵吴、越、川、楚,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。”另一位地方官员也承认“谈三晋富庶之区者,无不于谷首屈一指。” 

    “金太谷”的辉煌,和茶叶之路联系密切。早地茶路没有开通之前,晋中一带的商人地蒙古地区的贸易邑开始了。晋商去蒙古做生意,最大的特点就是物物交换,初开始是用不着现金的。我卖你一口锅,换牵你一头羊。慢慢地交易多了,需要现金结算了,就先搞赊销,再定期结算。晋商中的旅蒙商大盛魁就是靠这种方式,把生意做到蒙古人的帐篷里,而占领蒙古市场的。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,大盛魁等掌握了和蒙古人打交道的诀窍:一方面,他们坚持“上自绸缎,下至葱蒜”,把买卖做进牧场、帐篷;另一方面,他们和蒙古上层王公、贵族勾结。一面为他们进贡朝廷、交接官宦服务,一面代他们向牧民收税。这样他们就渐渐操纵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实权,用一种发印票的方式,组织蒙古的经济活动。平时交易记帐、赊销,到一定时候,比如一年或几个月集中结算。这样,在蒙古地区,晋商可尽量避免现金运现,可是旅蒙商的故乡在晋中,大量金银总还是要运回老家的,这就得靠走镖运现。所以, 在蒙古和晋商故里,专门负责武装押运的镖局既多且壮。不仅押运货物,还定期押运金银。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种走镖的制度。

    万里茶路进行的是跨国贸易。一笔贸易从始至终往往少说也得半年,两国贸易项目又很庞杂,需要事先预约定货;在途中货物难免损耗,整个贸易过程便拉的很长。所以,更需要建立定期结算制度。在对蒙贸易中,沿用很久的镖期制度,渐渐成为茶叶之路上,与蒙、俄的,公认的、约定俗成的结算方式。

    在归化(今呼和浩特)和恰克图市场上,有所谓“月月骡子季季标"的说法。“骡子”,是指一个月结一次账,这是一种小的清账。“标”,指一个季度要搞一次大结算。一年四季分四次结账,就有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标期。每逢标期结账,还得运现,用银子结算。当然最后的年终结账,就显得更为重要。所以,冬标,是商家最为看重的。平时赊、欠再多,年终是要连本带利全部还清的。不能拖过年。那个商家到年底拖欠不还,结不了账,叫做“顶标”。一旦顶标,信誉全失,没有人再敢和你 打交道。你的买卖也就做不下去了。“标期”,原来叫“镖期”,指每逢“镖期”,要有“镖局”专门押运银两。后来,票号产生了,设有票号的地方可以减少运现,通过汇票解决问题。但是,茶叶之路上很多地方(边疆和国外)没有票号分庄。或相互没有建立金融往来。各地、各国货币又不统一。所以,茶路“镖期”运现持续了很久、很久。 也就是说茶路几乎一直要定期“走镖”。不过“镖”的字样不见了。“镖期”呼作“标期”,标期结算被称为“过标”。“过标”结算,业务相当复杂,还要清算利息。计利的办法有满加利、短期息、对月利、长年利四种。标期由于结算地点的不同,有不同的时间顺序。在茶路结算中,按照通例,最早是东口标,即张家口先开标结算,大约 20天后开西口标,即归化结算;再过20天,省城太原开标,太原标后5日即为太谷标;太谷标后5日为太汾标,即汾阳结算。在山西省内最有影响的要算“太谷标”了。它波及晋中平川各县商家,与这些商家打交道的有省内,甚至外省商户。所以,每逢过标,众商都要云集太谷,像过盛大节日一样,熙熙攘攘好不热闹! 过标,不仅是简单的商家结账之期,还要用现银结算。而我国当时由于各地银色不同,现银交易时还必须进行折算。因此票号就有了“平行银色歌”,是供票号员工熟记于心,兑换现银时换算掌握的。可是过标见的就是现银,所以,它就不单单是收银时运用“平行银色歌”,而在收取现银后,要按当地的银色标准,融化现银,重新铸造。譬如,张家口熔铸的银子叫 “平口银”,因为俄国商人为了逃避政府限制白银出口的禁令、平衡贸易逆差,经常将一些粗糙的银制工艺品,如银碗、银盘、银蜡台、银香炉、银花瓶换给晋商,晋商在张家口就地熔化,铸成元宝,在市面流通。走标时“平口银”运到太谷,一律要进太谷的银炉重铸,按照“谷钱平”的标准,998的成色,铸造出来,重新上市。所以,所有过标的城市,必有发达的银炉业,会形成自己的铸造标准,当时人称金融标则。

    “太谷标”的出现,奠定了“金太谷的坚实基础。在万里茶路上,分布有若干水陆码头,茶货中转、集散地皆为商贸中心。太谷早有旱码头之誉,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商贸中心。它由于是万里茶路经贸事业的出资人,组织、经营者----输、太、祁商人的故乡,而拥有了“太谷标”,于是太谷成为茶路上当之无愧的金融、商贸中心,获得“金太谷”的美誉。所以说“金太谷”是由“太谷标”缔造的。

    民国年间,,一位较早研究山西票号的山西籍的大学者卫聚贤,在他所著的《山西票号史》序言中说:“山西金融之中心,确系太谷,……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势力, 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、祁县、平遥、介休等数县,故独为一标,且各路运汇来之现银,先集中太谷,办收交,开利率,悉以太谷为先、为准。又省库所收之银,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的‘孟合'二字,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。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。” 一位清末民初的老学究、曾长期在太谷南席村武家担任私塾教师的晋祠人刘大鹏,有记日记的习惯。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(即公元1895年12月8日) ,他在“日记”中记述了当年太谷冬标的盛况“太谷一邑,富甲于晋,为吾省荟萃银钱之区。今寓此,见街市之中,商旅往来,肩扛元宝,手握朱提,如水之流,滔滔不断。询之市人,何以负银者之多也,市人云:本月二十五日( 12月11日)为冬标日期,今日周标起首。共周三日,标至二十五日即无事。所谓标者,生意家交还借贷银两也。” 

    除两段昔日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外,查阅太谷县志办所采访资料,关于太谷标期的盛况是这样记载:“故标期之日,票号之内,到处堆满金银元宝, 有目睹者谓:两、三天都无可睡之炕。过标之时,商家还要邀班 唱戏,公演三天,商民人等,像过节一样,热闹非凡。”这种充斥着银光宝气的场景,欢闹喧腾的场面,给人留下一个“金太谷”的印象是再容易不过的了。 

    当然,不光是“金玉其外”,“炉房”里熔炼的才是实物见证。那时,太谷的金融业界有个清消行业,专门化银造宝。年迈的长者回忆太谷银炉多集中在城中心鼓楼周围,至民国初年,尚存五、六家。银炉的式样仿佛北京烤鸭的烤鸭炉。准备重铸的银子放入陶罐鼓熔化,冶炼中,罐上会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光彩。师傅们根据炉色的变化,判定银子的成色。待达到998的标准,加硝少许,用长香把银液上的杂质撇去,将银水.倒入特制铁模中。铁模一般有五两、十两、五十两、一百两等标准。五十两的就称为元宝。都要加盖生产地的钢印。太谷达到998成色的元宝,钢印上是“周行镜宝”四字。据说:钢印的印模由银炉家轮留保管,每家一年。达不到998成色的是不许盖印的。所以,太谷元宝的“谷钱平”标则比省里“2.4”宝的标准还高,在全国都颇有名气。 

    太谷由于标期的缘故,不仅是金融结算中心,也逐渐成为金融借贷的据点,新的一轮贷放关系往往在这里缔结。又由于太谷南来北往,客商较多,货物品种比较齐全,因此,也成了商家的采购中心、定货中心。每逢标期必然是万商云集,各种货物琳琅满目,市面上十分热闹。日子久了,太谷城内街名都有了强烈的商业味,如钱市巷、卖珠市巷、门楼道巷、福寿巷。太谷城内的大小商店多如牛毛。 

    道光二十二年( 1842年), 根据太谷城中心的鼓楼,上的记名碑统计:捐款户总计1078人次,可明显断定为商号的 585家,捐款额超过当时县太爷的有五户,每户200两白银 (县令捐款100两)。值得一提的是,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 ,修葺数百里之外的雁门关城楼时,太谷商家因为多做北路生意,多由关下经过,捐款商户达到233户,雁门关上也专门立有一块《太谷县布施碑》。就是到了太谷商业败落的时候,太谷商户也多于寻常县份。1937年抗战爆发前有730户,抗战胜利时尚有366户,全国解放前还有263户。因此,人们常常把太谷称作“第一利薮”、“晋川第一富庶区”,甚至“风俗奢华,较他邑太甚”,也就不奇怪了!正因为太谷商业名声之招摇,光绪三十年( 1904)清廷农工商部下令各省成立商会时,时任山西巡抚的张小帆马上想到了太谷。他专门写信给太谷曹家的族长曹培德(字润堂) ,请他出面组织山西商会,并出任会长。这样,山西总商会就不是在省会太原成立,而是设在了太谷。1912年,才迁回到太原去。 

    地兴必文昌,太谷经济的繁荣带来当地“蔚起人文”,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。仅戏剧而言,那时,太谷域内戏班子都要分上、中、下三个档次,民间还流行着太谷秧歌。几乎是每天笙歌不绝于耳。逢年过节,走标运现唱戏之外,还会闹各种“社火”。“文运昌盛”还反映在文化名人辈出,诗人、书法家不断涌现,杜大统、孙阜昌、赵铁山等名家继起。金火车头钟、《清明上河图》、《九成宫图》等书画名品留传于世,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“金太谷”的辉煌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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